盈通策略平台杨斌：好奇心而不是好胜心更值得基金会来鼓励

　　来源：清华大学可持续社会价值研究院

　　在2025年12月3日下午第二届S大会“前沿研究”分论坛的开场，清华大学可持续社会价值研究院院长杨斌教授，以基金会资助与科研支持为切口，提出：

　　“好奇心比好胜心来得更重要；探索比收敛来得更重要；玩比赢，来得更重要。”

　　为什么好奇心更值得被鼓励？——不仅因为它可能通向突破，带来用处，更因为价值自在的探索本身，塑造着人、风气与驱动力的底色，这本身就体现着社会价值。

　　在第二届S大会的下午场“AI向善：前沿研究”分论坛上，作为主办方代表，我要做个开场。因为S大会邀请了很多公益慈善和大公司社会责任领域的当家人，还有各类基金会的理事长、秘书长，上午已经给大家出过一个题儿——围绕AI大潮，作为下一阶段企业贡献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力点，公司如何“凭借平技之势，体察失技之苦，针对有需要的人帮助技能再造”；而下午的分论坛面向科技前沿，在研究成果报告前，我就和公益慈善同行分享了“好奇心而不是好胜心，更值得基金会来鼓励”这个主题。

　　对大学里头的研究者来说，与企业研发部门合作所获得的科研支持，通常会追求有指向的、较为明确的技术研发产出，有着对于短期最多中期的实际贡献的要求。而基金会和公益捐赠支持什么样的学术研究，这个导向就尤其重要：能否将宝贵的支持，更多给予非共识性的自由探索，给予长期才能看到或知道看不到的基础领域，我认为，对于整体的我们这个国家的创新型文化形成，至关重要。

　　尽管这部分的支持总额，还不是那么大，还处于一个开始的阶段，但这个阶段的觉悟却深刻影响着这条道路日后蓬勃发展的样貌和气象。借用AI大模型训练领域的说法，训练时用的奖励函数，会决定着最终训练出的这个智能体的立场、倾向性。对人，对学者，经费支持的奖励函数，更是如此。激励的导向，对人、风气和驱动力都会有持久的影响，而一旦这种影响形成，再去扭转它，要费比之前大得多的力气。所以，现在说，挺合适。

　　我跟同行们分享了科学探索奖和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的积极探索和基石铺垫，已经促成了一些鼓舞人心的变化；当然，因还都是刚刚开始，一定得持续做扎实，才能把已经看到的对于人、风气和驱动力的影响夯实、扩延——变革最怕（过早）宣布成功。

　　我跟大家引述了1939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弗莱克斯纳那篇名为“无用知识的有用性”的文章，与同道们共勉。钱颖一教授前些年在清华经管学院做院长时，总在跟学生下午茶或开学讲话时提起这篇文章，意在鼓励学习经济管理“致用之学”的学生，更要珍视内在价值。“无用知识的有用性”这文章最开始的本意，是礼赞很多自然科学的探索、基础领域的突破，当初并不因“用”而起，但几十年甚至百年后对产业界产生意想不到的贡献，所谓“无用终大用”。

　　但是也在这篇文章中，有几句话，被关注得不多，甚为可惜，甚为重要，容我复述出来。

　　弗莱克斯纳说：“我从来没有暗示说，实验室里的东西终将产生令人始料未及的用途，或者只有最终的实际用途才是考量科学研究合理性的标准。我极力呼吁废除“有用”的概念，呼吁人类精神的解放。诚然，某些无伤大雅的怪异想法可能会大行其道，宝贵的研究经费也有可能会被白白浪费掉。但比放纵和金钱远远重要的是，禁锢人类思想的锁链得以被粉碎，思想探险获得了自由。”

　　关于大家都很关心的“浪费”，也就是投入科研却没有产生出什么“价值”，弗莱克斯纳接着又说：

　　“教育工作者不可能主导这些或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方向。我承认这些浪费看似惊人，但如果从其他角度来看，实际并非如此。与这些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所产生的巨大收益相比，发展细菌学耗费的人力物力简直不值得一提。可是如果要“有用”的顾虑潜入他们的头脑，成果定难如此丰硕。这些科学家堪称是伟大的艺术家，他们在实验室里追随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并散播着自由之精神。”

　　追随好奇心，一代代学者在研究工作中所散发出来的品味与趣味，价值自在。探索本身，就有意义。

　　因为弗莱克斯纳这篇文章以“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为标题，很多后来的讨论就都突出“无用最终也有用”，被归结到“用”上，多少有些忽略理解作者这一层的深意——虽然不少时候更有利于说服那些忠实“用”的资助者，但是，研究和探索，“用”之外意义自在，不仅是很多科研工作者真正入定后的感受，也是弗莱克斯纳在战争已经在不远处、动员已经有展开的彼时用心良苦说出来的。

　　好奇心更接近于第一性原理，会让研究者用全新的眼睛看司空见惯的现象，以完全不同的维度带来迥异的解法。好奇心会更有机会把研究带入到无人区，展开“无限游戏”的新天地。对于我们最渴望的原始创新与从零到一的进步而言，其原动力，是在不被主流看好的地方开疆破土，是当那个“成功有很多父母，失败却是个孤儿”的孤儿的父母，而不是在已有的所谓“赛道“上至善尽美。若是没有好奇心的驱使，就找不出原点、看不起空白、出不了异类。事实上，好奇心早在从零到一之前就开始生长了——负数，那许多的被否定的“错”“乱想”“瞎折腾”。

　　有人讨论过年龄和已有的经验在好奇心的保有上可能呈现出一定的负相关性。但有老话说“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本质不是生理年龄或成名与否，端赖于心智的开放。很多基金会同道其实也很关心一个可能被认为是世界性难题的事儿，就是如何激发已经成为终身教授的学者们的学术好奇心、教育好奇心。有的公益慈善同行说，跟这些老师打交道时，很注意发掘他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其他斜杠属性，那些斜杠中的其他领域和特征，常常蕴含着这些学者的尚未被激活的创造力密码。其实每个人在人生不同阶段跨学科，挖掘自己斜杠的价值，大可以有好奇心和激情驱动的第二曲线。

　　即使是当下热火的AI有关的科研而言，我想，是不是也还可以说，聪明的投入（钱是其中一类），仍然是要鼓励好奇心，仍然要相信这甚至连丘吉尔所谓的“可能是序章的尾声”（perhap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都还不到。对于人类实现AI研究的真正突破，好奇心比好胜心来得更重要；探索比收敛来得更重要；玩比赢，来得更重要。

　　好奇心最应该在中小学教育、在家庭教育中得到褒奖。如果判断一下AI对教育会有什么重要的改变的话，我们期待的是打破机器大工业时代之后才形成的教室、班级、单向知识传授、知识点掌握与验收的教与学模式。多一些对好奇心的鼓励，哪怕就是不拘，留白，降低对于难度、熟练度和整齐划一的要求，好奇心和探索家精神在AI到来后的人才培养中可能会有更大的价值。我最近常跟企业家朋友们分享《人类群星闪耀时》里头的领导力时刻，去思考研讨“探索家精神”如何能帮助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进入新的一层境界。其中，好奇心与好胜心两相比照，大家都受到些启发。

　　而从文化和生态上看，对好奇心的鼓励，就要对因为好奇心而展开的尝试和探索而产生的各种异样行为（我不太同意用“犯的错”这个说法）尽量包容，不以顺眼与否为标准来做规范。要容许说梦的痴人，胡话似的“好高骛远”、“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有一双懂得欣赏技术在开始阶段必然丑陋的眼睛。鼓励和支持好奇心，而非好胜心，在文化上要用较长的时间，形成不以胜败论英雄而打心眼里崇敬即使以失败告终的探索行为的文化，就像茨威格浓墨写斯科特而非阿蒙森的心思。

　　对好奇心的奖励函数深入下去，假以时日，相信就一定会带来人、风气和驱动力的变化。人们开始讨论各种有趣的新主意，爱科技，门槛越来越平易。人们愿意自己是一个有所专精、干着对人类有意义的事儿同时也有着自主性的人。跟之前不同的是，人们也更容易在全球找到一个相互砥砺声气相通的社群，让好奇心不落单，被听见。

　　在S大会前沿论坛上的这一番话是特别说给基金会、公益慈善同行的，我自豪身为善引擎们的其中一员，大家相互共勉去面向走向未来，各有各的方式地，去支持好奇心驱动的前沿研究、有趣研究、基础研究、非共识研究。但我也完全清楚，这其实是给基金会和公益机构的治理，提了个不小的难题、也是实在的挑战。因为治理想要的通常是看得清楚、定得明白。

　　这里讲个S大会那天没有来得及分享，是我还挺喜欢的，正好七十年前的一段基金会行业的往事。

　　那是1955年秋天，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生物与医学类研究的罗伯特·莫里森（Robert S． Morison）博士要对一份资助申请进行评审。申请计划的题目是《达特茅斯人工智能夏季研究项目提案》（A Proposal for the Dartmouth Summer Research Project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8月份提交上来的，署名四位：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联合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纳撒尼尔·罗切斯特（Nathaniel Rochester）四位学者，申请13，500美元资助，用于举办为期2个月（1956年夏季）的人工智能研讨会。

　　1956年达特茅斯夏季人工智能研究计划，由约翰·麦卡锡（后排右一）发起，与会者包括克劳德·香农（前排右二）、马文·明斯基（后排中）和纳撒尼尔·罗切斯特（后排左一）等重要人物。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找来当时建议书的全文去阅读。在列出要研究的人工智能的七个问题之前，麦卡锡等开宗明义说到——

　　我们提议，于 1956 年夏季在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市的达特茅斯学院开展一项为期 2 个月、由 10 人参与的人工智能研究。该研究将基于以下猜想推进：学习的各个方面或智能的其他任何特征，原则上都能被精确描述，进而使机器可被设计成模拟这些特征。研究将尝试探索如何让机器使用语言、形成抽象概念、解决目前仅由人类处理的各类问题，以及实现自我改进。我们认为，若能组建一支精心选拔的科学家团队，在一个夏季共同致力于这些问题的研究，那么在其中一个或多个问题上有望取得重大进展。

　　评审结果如何呢？三个月后的1955年11月，莫里森博士代表基金会回复说：提案研究内容过于庞大复杂、目标不够聚焦。虽然建议书所提及研究内容“难以清晰领会”（difficult to grasp very clearly），但还是鉴于这一研究所具有的长期挑战性特点，愿意资助其申请经费的约一半也就是7500美元来支持。

　　在回函中莫里森写道：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我们过于谨慎（overcautious）。总体而言，对思维的数学模型研究是一个新领域，从长远来看非常具有挑战性。这意味着探索一种新方法是一场适度的押注，在现阶段冒任何大的风险会令人犹豫重重。

　　特别值得单独画一下重点的是——莫里森博士在回复中没有使用建议书标题里出现的“人工智能”这个词汇来描述建议书中陈述的研究内容，而是使用了“思维的数学模型”。为什么呢？有一种猜测并不复杂，建议书里头的“人工智能”这个词，是头一回出现，之前闻所未闻。

　　庞大复杂。不够聚焦。难以清晰领会。不要觉得我们过于谨慎。7500美元。

　　有了这个支持，如约如期，1956年6月18日至8月17日，30多位学者来到达特茅斯学院，持续8周左右的人工智能暑期研讨会，AI从此正式登上了人类历史舞台。不去说与会者中出了诺奖、图灵奖、“之父”的事儿，还是说回到大都年龄不到30岁的一群青年学者准备用一个夏天研讨“推动重大进展”的好奇心，建议书把要做的事儿就那么好奇且贪心地直筒筒地提，AI这个从没写过的词就直截了当地往标题上写。

　　好在，好奇心在70年前得到了基金会着眼长远、即便资金减半的支持，有了达特茅斯会议，有了由此改变历史的AI。

　　70年后我们这些基金会、公益慈善同道，面对科学探索与学术好奇，说不定有机会成为下一个基金会行当的莫里森博士。

　　只要我们也好奇，并愿意鼓励好奇。

　　作者简介：杨斌，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可持续社会价值研究院院长。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研究生院院长等职。杨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组织行为与领导力、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高等教育管理等；著有《企业猝死》《战略节奏》《在明明德》等，译有《大学的窘境与革新》《变革正道》《管理者而非MBA》等；开发并主讲《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领导力与组织变革》《管理思维》等多门清华大学精品课程。

　　编辑：不思

　　审核：杨斌

　　责编：李莉萍